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之路【微蜂网税务优化外包中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将党和国家对国有文化企业的价值定位落实到政策规制层面。

然而，当前国有文化企业离改革到位还差一步，亟需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将其与一般企业区分开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文化企业价值偏离、等靠政府、惰于创新、效能低下等问题。

转型为社会企业的必要性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并非只是概念转换，而是组织形态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从本质上解决国有文化企业的价值偏离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在欧美、东亚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是全球社会创新领域最为前沿、最受关注、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型组织形态。

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一言以蔽之：以商业逻辑实现社会使命。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视公共利益为其核心使命，公共性、社会性作为其组织DNA，是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其二，以商业逻辑为生存原则，通过市场力量促进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和人类公平正义的发展。

其三，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既不依靠政府亦不依赖社会，通过创新模式进行资源整合与资源汲取。

可以说，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与商业性，既不同于一般企业，又区别于社会组织。

一般企业的本质是经济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企业的本质是社会使命最大化；一般社会组织主要依靠社会捐赠，而社会企业具有自我造血能力。

社会企业作为伟大的组织创新，融合了二者之长，拓展了社会与市场中间广阔的潜在空间。

社会企业应用于文化领域，具备了文化、社会、经济三重影响力，以及“主流价值建构”“低资源消耗”“高创意附加值”等独特优势，应当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精锐力量。

可以说，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是中国文化建设组织工具的升级换代。

相比于仅在政策规制层面要求国有文化企业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组织形态创新更有利于其自觉将自身定位与一般企业区别开来，将公共利益视为其组织生命。

转型为社会企业符合国际社会创新趋势。

当前，境外政府与民间社会十分重视并积极培育社会企业的发展。

从立法层面来看，意大利1991年通过《381法案》、芬兰2004年正式实施《社会企业法》、韩国2007年实施《社会企业促进法》等。

此外，美国在州层面针对社会企业进行了立法修订，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条例》草案。

从政策层面来看，英国早期以赋税减免来引导培育社会企业发展，当前政府转向成立“大社会资本”，通过基金投入推动其他组织形态转型为社会企业。

就资质认证来看，第三部门积极推动社会企业资格认证。

例如美国的BLab，我国香港地区2014年正式运行的“社会企业认证系统”（SEEMark）等。

专门就文化社会企业的发展而言，境外亦有诸多颇具影响的成功案例。

例如，英国著名社会企业“大问题”杂志社、美国以扫盲和环保为轴心理念的“更好世界旧书网”、韩国培养残疾艺术人才的“残障人艺术公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力培育的“艺文社会企业”等。

相比而言，我国对社会企业的认知还相当有限。

虽然学界积极看好、业界勇于实践，但政府层面对其关注还十分不足，尚未形成培育环境。

社会企业是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建设主体。

新时期以来，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二元路径”下，产生了政府垄断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过度商业化等种种问题。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犹如两条平行线，难以融合互促。

当前，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解决文化发展的这种结构性缺陷，尽快培育文化社会领域发育壮大，矫正政府、社会、市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

其中，从组织工具层面而言，社会企业是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新生长点，也是解决文化发展体系断裂的突破口。

社会企业的主体方位介于社会与市场中间，有利于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之间找到结合点，丰富二者之间的层次，尤其是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纠正文化产业价值偏离两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转型为社会企业是破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

国有文化企业作为经营国有文化资源的组织载体，其合法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以公共文化利益为逻辑起点；其二，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其三，收益除了用于自身发展壮大之外要最大限度回归社会。

也就是说，如果国有文化企业在价值取向、经营能力与社会效用任何一方面出现偏离，党和国家便有责任、有义务对其进行改革或关停。

新时期以来，在以“市场化”为主线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文化企业以及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存在着“转型过度”的问题，主体方位从“政府的延伸”剥离成为市场主体，一方面难以克服体制依赖，形成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又丢失了其公共使命，过度关注“文化GDP”。

当前，从我国一万两千余家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大部分转制于事业单位，长期得到事业体制庇护，经营理念落后、人员任用与考核机制不灵活，在内容、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始终难以摆脱传统依靠财政供养的思维惯性，政企不分、亏损面扩大、财务管理落后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当前，转型为社会企业，是破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瓶颈的可行出路。

将其主体方位从市场部门拉回到社会与市场中间，有利于其从根本上消除制度依赖心理，将发展重心切实转向自身经营能力建设与履行社会使命。